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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定义互联网的方式深刻地塑造了我们所写的历史。许多研究含蓄地将互联网定义为一套特定的硬件和软件，并因此倾向于将互联网的历史框定为这些技术从美国传播的过程。这篇文章探讨了在技术、使用和地域性经验方面分别尝试定义互联网历史。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互联网历史领域逐渐形成了一个全球化的复杂研究体系。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背景下进行的实证研究，使人们对互联网可能是什么以及影响互联网的决策和突发事件有了广泛的了解。例如，Schafer(2015)对法国和欧洲互联网的研究论证了技术框架的设计师怎么来适应当地经验和社区监管环境的。Gerovitch(2008)和Peters(2016)的研究分析了前苏联的互联网建构，以此观照苏联国家的机构和政治动态。McLelland(2003) 和 Franklin (2005)则展示了网络技术是如何被日本和太平洋群岛的使用者所挪用和归化的。这种多样化的描述挑战了许多流行互联网历史作品中以美国为中心的英雄发明、扩散和转移的叙事，并超越了技术更迭变革的研究谱系，追溯了互联网使用和治理的历史。
然而，这个集体研究的中心对象仍然难以捉摸。Haigh, Russell和Dutton(2015)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网络的历史?”（What is the history of the Internet?），并找到了各种各样的答案，从狭义网络技术定义到广泛的互联网概念，互联网历史的界定答案也从一组路由器、协议到包括“互联网络的内容及其用户、社会实践和技能”在内的综合系统。如果我们不知道互联网是什么，我们能书写互联网历史吗?我认为，现在不仅应该重新考虑互联网的定义，而且应该重新考虑这些定义的地区意义。历史学家定义互联网的方式塑造了我们叙事的地域和时间范围，包括那些我们已关注的和一直忽略的活动，包括那些在国家和社区中占据主导地位或边缘地位的群体。本文将考虑构建互联网历史的三种广泛方式的优点和不足。
在流行的叙事书写之中，互联网经常被定义为软件或硬件的结合体。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将描述为“使用互联网协议套件(TCP/IP)的互联计算机网络的全球系统”。这种研究视角在早期互联网历史中很常见，并以此来尝试解决互联网软硬件的起源问题。对技术要素的密切关注使历史学家得以重建网络设计所影响的社会形态，而不单单是排除了国家政治或使用者真实的体验等因素。通过这一种视角的研究可以提出系统的理论框架，尤其对于互联网演变历程中所提出的种种关于标准化、交互性的治理机制。（Abbate, 1999，DeNardis, 2009）。
基础设施研究为互联网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参考和研究借鉴意义，揭示了互联网——以及在其基础上更专业化的信息系统——如何在社会关系中发挥作用以及被定义。Star和Ruhleder(1996)对基础设施的经典定义突出了其社会技术特征：基础设施依赖于标准化的人类劳动，以便与其他系统无缝交互；基础设施塑造用户实践，反之亦然；一旦了解了这一些信息，基础设施对用户就变得透明，直到忽然出现故障，它们才再次可见。但Star和Ruhleder也指出, 有趣的是这些基础设施的特征与技术无关，而只存在于为共同目的使用基础设施的社会群体中，这些群体的成员已经将技术融入到他们的实践惯习之中。这很有意义地提出了一个历史性的问题:互联网是如何——以及为了什么群体或目的——呈现出这种基础设施特征的。
Blanchette(2012)对基础设施如何跟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的理论提出了几个“基础设施动力学”的解释，如“持久性”和“漂移性”，这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历史学家解释网络技术进化的每个方面。“持久性”意味着“在技术发展过程中数据资源被重新利用，而不是不断被取代”，这种变化“通过突变和杂交保守地进行，而不是完全与过去决绝”；“漂移性”则承认基础设施的变化“只是部分地对理性控制作出反应”，并受“利益攸关者的推动”，并且努力将其进化向最有利的方向。这些关于基础设施一般特征的主张有助于对抗将互联网视为独一无二的倾向，并呼吁历史学家将作为基础设施的互联网研究置于更大的经济或制度背景之中。
Star和Ruhleder所描述的基础设施的不可见性推动了对网络技术易用性以及社会、政治难追责性的观点。最近关于算法的研究揭示了搜索引擎、新闻源和广告植入背后隐藏的互联网计算系统是如何侵犯隐私并延续社会偏见的(Gillespie, 2014;Halavais, 2008)。劳动力在网络上通常也是无形的，无论是论坛版主和社会化媒体内容提供者的无偿劳动，还是通过在线劳动力市场签订合同的临时工人的模糊劳动关系(Scholz, 2012)。使基础设施隐形是一个社会和历史过程，涉及协议标准、商业机密、用户界面和用户培训等多种因素。互联网历史可以也应该揭示这种隐形是怎么来实现的，以及隐形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后果。
将互联网定义为大型技术系统或基础设施的一个限制是，这倾向于将互联网定义为传输数据的渠道，而不是社会实践的领域。这种研究方法还将网络技术研发者的角色特权置于一个个虚拟的网络账户之上。也许最成问题的仍然是，将互联网的历史追溯为软件和硬件的历史，进一步强化了美国作为互联网中心的观念。第一个带有“Internet”标签的计算机通信系统起源于美国高级研究计划局网络(ARPANET)，该网络由美国资助并位于美国境内;但是，“互联网”这一个名字对今天的全球数据网络而言，并不代表只有阿帕网是其技术、实践或意义的唯一来源。在这其中，一个具有参考价值的以非美国为中心的基础设施研究是Medina的《控制论革命者:阿连德的智利的技术与政治》（Cybernetic Revolutionaries: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in Allende’s Chile）(2011)，它聚焦了一个名为Cybersyn的智利网络计算项目。这项研究挑战了计算机通信起源于美国和北半球的概念，描述了Cybersyn是如何在1971年独立于美国阿帕网(当时还没有运行)在当地进行构思和初步实践的。Cybersyn没有在智利的政治动荡中存活下来并且加入互联网，但这一结果并不能否定它在互联网历史上的意义：留存下来的是对互联网想象的社会愿景、技术能力及个人行动者所进行的其他项目。
虽然了解互联网作为技术的历史显然很重要，但很多有趣的地方在于应用程序、内容、服务和互动——社会化媒体、购物和游戏所体现出的文化性，而不是交换机、数据包和协议的技术性。早期对“赛博空间”和“虚拟社区”的研究强调了社会群体如何将互联网构建为一个用于社会互动和个人表达的虚拟空间(Rheingold, 1993）;以及最近关于社会化媒体和游戏的研究都探讨了类似的身份和社区问题(Corneliussen & Rettberg, 2008)。将互联网定义为内容或社交空间，有效地突出了用户作为内容创造者的非消极作用，以及信息所能够传递的政治作用及其对民主的影响。它转移了对软硬件创新的技术层面的关注，从而有可能将美国的重心转移到本地或亚文化内容和实践上。另一方面，由于许多在线社区要求付费会员和上网时间，因此可能更会偏向于经济优势群体、早期用户(尤其是年轻人)和互联网娱乐的热衷使用者。
大部分在线内容和社交活动以前都存在于线下，这就提出了互联网的“周期性”的问题，即互联网的历史是否应该从这些活动第一次存在于线上时开始算起(这可能意味着历史的不连续或互联网例外主义)，还是该从这些活动在线下的第一次存在开始？历史轨迹是否应该以技术、供应商或用户为中心来解释?例如，以技术为中心的历史可能包括购物车软件的开发、交付服务、银行和信用系统及其相关法规的变迁开始。而电子商务的商业历史可能会更加深远地检查商业计划背后的经济原理，以及线上线下企业如何相互竞争和互补(Aspray & Ceruzzi, 2008)。关注用户是怎样开始信任和重视电子商务的历史可以包括以电子邮件邮购目录为先例，同时包括线上交易是如何以较低的价格作为在线购买的激励，如何定位并贩卖那些在实体买卖中难以找到的商品(如旧的或手工制作的物品)的能力，以及降低买家风险的机制(如安全的支付和退货政策)。不同的历史研究视角会提供不同的经验教训和政策指导建议。
在线社交空间的一个重要框架是将互联网作为“公共领域”，这一定义具有某些特定的程度的政治意义，它变成了一个可以对公共问题进行集体理解和组织行动的地方(Benkler, 2006)。对网络行动主义的关注突出了线上和线下身份和行为之间的联系。互联网公共空间的研究框架可以批判性地分析互联网是不是已经达到这种理想化的政治目的或民主目的，比如社会化媒体平台所创建的“过滤泡”（也可以称之为“信息茧房”）是如何防止用户接触到不同的观点(Pariser, 2011)。作为一个历史框架，公共空间的概念也能重新定位互联网在信息交流的社会空间的历史地位，如延续咖啡馆、公共广场等的文化性研究((Darnton,2000)。
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可能是全球性的，但对它的用户来说，互联网永远是本地的。用户通过特定的、位于当地的机器、程序、服务提供商和文化体验互联网，而他们的服务提供商等也一定要遵守当地市场和监管制度。经济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决定了在线体验可以通过怎样的形式或在哪些地区能够得到——互联网服务的地理覆盖高度不均，再现了权力差距。Castells(2004)认为“网络社会”是基于“一种二元逻辑:包含/排除”的社会结构，在这个结构中“网络内的节点之间的距离无限趋于零……而网络内外之间的节点距离却是无限的”。这些差异也存在于局部环境中:在互联网的使用情况受到市场影响的情况下，一个人的阶级地位决定着他拥有怎样的互联网使用经验。正如Warschauer(2003)所主张的，所谓“有意义”的互联网访问需要持有一定的社会资本，这可能还包括使用英语等语言能力的要求，以及对可用的在线服务类型如何使得使用者本人受益的理解。
Qiu(2009)对中国工薪阶层网民的研究表明，本地对物理接口的限制可以塑造互联网对用户的意义。在借鉴Castells的网络社会理论的同时，Qui超越了Castells的“包容/排斥”二元逻辑，认为访问是一个程度的问题——他的主题是“仅有一些”(haveless)而不是“一无所有”(have-nots)——不同程度和级别的访问产生不同的使用者真实的体验。Qiu说明了中国工薪阶层使用的上网机器(主要是低端手机)如何限制了他们对互联网的体验和感知;许多人从未使用过电子邮件或搜索引擎，也不认为这些交流和信息工具是他们互联网的一部分。低成本界面的问题并非中国独有：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手机是上网的主要手段(Katz, 2008)，这也说明这一问题是都会存在的。关注本地访问能力和实践活动可以迫使我们重新考虑怎么定义构成互联网的硬件和软件。正如Dutton(2013)所指出的，“互联网”日益成为“计算、电信、有线和卫星、移动和别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s）的总称，形成了一个更大的“互联网嵌入的媒体和信息通信技术”。
把互联网看成是局部的，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把它看成多元的。通过本地使用者真实的体验来定义互联网会破坏单一互联网的概念，因为它展示了用户如何基于其所在的政治环境、社会地位和自身能力所接触的技术和内容来体验截然不同的“互联网”。用户的身体能力(视觉、听觉、操作键盘的能力)和“内容和界面软件使用的语言的有效性”也限制了互联网接入并塑造了不同的使用者真实的体验。性别可能是另一个决定性因素，因为在某些国家的文化中，可以上网的空间，如网吧等场所，可能是禁止妇女进入的。这一些因素意味着，“相同”的基础设施可以在不同用户之间产生极其不同的体验，甚至同一用户在不一样的情况下也会产生不同的体验。
诸如隐私这样的政治问题也由当地的社会环境来定义。用户的隐私部分取决于机器是共享的还是私有的，以及本地提供商(如雇主)是否有权检查网络流量。政府审查和监管也是另一个影响用户获得信息类型以及互动与个人表达类型的主要的因素。在公共图书馆、家庭客厅或网吧中，用户可能面临人为监视，也可能面临电子监控。
另一个重要的局部变量是使用互联网的真实社交环境，这可能包括在网吧里的朋友、家人、同学或陌生人。社会情境下的互联网使用可以为用户更好的提供额外的能力，例如一些非正式培训或沙龙。当地文化也影响了用户对互联网使用的理解。例如，Miller和Slater对Trinidad（2000）对互联网使用的研究表明了国家话语如何借鉴当地的历史和政治实施对网民的管理;例如，网络“自由”的含义被理解为与国家的奴隶制历史和当前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有关。虽然从资源和实践的角度来定义互联网，强调了社会资本和文化的作用，但这种方法的局限性是，它没有解决塑造基础设施和内容的更大的、全球性的力量，或对全球用户相似性、关联性和共享性的关注。
我已经特别强调，“互联网”的内容和边界取决于我们大家都希望在何种特定情况下关注活动、社区或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互联网的定义——以及互联网的历史——取决于我们为什么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例如，Streeter(2010)追踪了关于计算机网络的目的和愿景的想象是如何反映不同年代的政治和经济意识形态。他认为，互联网的主导框架往往反映了当权者的观点和利益;所以对其概念的定义并不是客观理性的。同样，关于历史的目的和意义的问题不仅是由历史学家提出的，而且也由那些希望利用历史来证明某种特定政策立场的倡导者提出，正如Haigh（2015）所说:
“将一种互联网的某种特定技术追溯至阿帕网(ARPANET)的史前时期，或者认为某种哲学文化在互联网的创造过程中得到了清晰的阐述，并一直指导着互联网的进步，这都是让自己处于道德制高点的一种方式。”
历史关注的是那些占据主导地位的群体，那些有资源、并且愿意冒着互联网将特权化他们的风险而去创造新技术的人，而当代互联网系统却拥有着(而且应该考虑到)更广泛的用户群体。在特定的社会实践中对互联网的定义能挑战那些由软硬件设计者为主导的互联网话语权结构。在公共空间的研究领域中，对互联网作为公共空间的研究可当作保护或支持公共访问的论据，而将互联网界定为娱乐服务或私人表达的载体的历史则无法支持这种观点。
考虑到互联网的多重含义，“The Internet”这个词语本身可能就是一种误导。然而，“The Internet”在使用上的主导地位表明它作为一个单一的全球系统的地位，同时也拥有独特的文化现实。历史学家的职责是解释公众和专家对“互联网”的理解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这些理解是如何与地点和文化联系在一起。使用“Internet”作为形容词——“Internet Histories”而不是“Histories of the Internet”——标志着历史研究焦点从单一的技术实体转向其无数的文化表现形式。
